其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被资本化之后，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我国金融系统的主要抵押物，这导致城市政府以及其他投资者过度依赖这种资产和信用凭证，进而导致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被挤压，可能诱发金融乃至经济风险等社会问题（在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土地管理模式下，一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出现了下滑，那么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就会大幅升高，进而会引发金融乃至经济危机。
[30]罚款程度设定问题可参见张红：行政罚款的设定方式研究，《中国法学》2020年第5期，第84页。但是，措施选用的重点事实上在于将这些措施用于具体的社会, 治理情境，若下位规范制定机关具有社会治理的功能，则同位保留原则的控制可以适当放松，允许创设处罚措施的规范下放措施选用权。
如《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8条第2款规定：……各级行业主管部门组织产品质量监督检查，需经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协调后方可实施。[2]但关于处罚泛滥的担忧也是现实的。[3]这种担忧重点体现在有关失信惩戒措施被运用的情境中。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位法授权下位法使用其所创设的处罚措施并不一定只能授权给下一级立法机关，而可分别授权给所有的下位规范制定机关。该原则的规范基础、适用范围、例外情形等问题尚待明确。
从这个角度说，在《行政处罚法》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处罚选用方面并没有太大差异，地方性法规也并非可以在限制人身自由、吊销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种类中任意选用。目前《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1款只禁止地方性法规设定限制人身自由与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这是远远不够的。【内容提要】 中国的国家荣誉制度并非技术性的奖惩制度，而是在个体-共同体辩证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宪法整合机制。
24德国基本法的价值意涵主要以基本权利为中心展开。随着政治哲学的发展，荣誉观开始与国家利益、政治理想的实现建立起关联。另一方面可检验价值前提的正当性，要因应实质内容的变化，避免陷于价值僵化的境地。28 其次，从人员整合来看，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一般而言，各国倾向于将人员整合隐藏于在宪法架构下承担技术功能的官僚体系之中。
16首先，人员整合（persönliche Integration）指通过国家领导、代表或有整合力量的人进行整合的过程。但此条款是否具有实质意涵？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两种立场：一是形式说，即认为这一价值条款仅具形式性。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3。53［德］鲁道夫·斯门德：《宪法与实在宪法》，第49页。钱宁峰：《论国家荣誉制度的宪法基础》，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5期。另一方面，此种象征意涵意在激发民众对祖国的情感体验，并将其关联到个人效命于国家的可能性，而理性自主的理念决定了其适用范围的有限性
因此，此类裁判思路其实并未关注相邻权人的权益保护，法院的审查结构与相对人对规划许可提起诉讼的合法性审查结构没有任何差别。参考德国法判例，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有关建筑类型的规定，已使受规划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因建筑物的物理毗邻而结成土地法上的法律命运共同体，相互之间存有交互的交换关系，邻人也因此可因建筑类型规定而获得普遍的区域维护请求权。[57]（4）观景权或城市景观权等权益。这一认识存在的问题是，其混淆了规划和许可的阶段区分和属性差异。
[8]典型案例，参见念泗三村28幢楼居民35人诉扬州市规划局行政许可行为侵权案。（二）如何权衡符合规划与邻人权益保护 在规划许可诉讼中，学理和裁判常聚焦的另一问题在于，如何在实体裁判中处理许可符合规划与邻人权益保护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67]参见王贵松：《风险规制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163页。上述思考本质上认为私法相邻权可直接转换为邻人针对行政机关的公法请求权，其混淆了私权与公权的差异，也忽视了私法相邻权规定与建筑规划法律法规等公法规范的目的区别。
[2]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建筑规划确认该区域属于纯粹的住宅区。[23]在分配关系下，相对人和第三人都应获得行政机关同等的考虑和尊重，第三人权益保障已不再是行政机关向相对人作出行为时的反射效果，其在公法上的独立法地位也获得普遍承认。[60]据此，限值规定结合物理毗邻要素，同样动态地划定了标准所保护的人群范围。这一观念很好地说明了在三边关系下水平关系与垂直关系的关联。[10]参见前引[7]，陈越峰文，第48页以下。
邻人交互的交换关系产生的前提在于，其不动产处于同一个区域内，此区域内建筑物类型又已在建筑规划中被统一确定，如住宅区、混合区域或是营业区域。Vgl. Matthias Schmidt-Preu ß, Kollidierende Privatinteressen im Verwaltungsrecht. Das Subjektive Öffentliche Recht im Multipolaren Verwaltungsrechtsverhältnis, Duncker Humblot,2. Aufl.,2005, S.9 ff. [25]参见王世杰：《行政法上第三人保护的权利基础》，《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2期，第98页。
[47]前者指该条款原则性地、抽象地保护所有为此条款所覆盖的第三人。但是，这种只关注系争行为是否合法的客观审查模式，在现代行政诉讼中已暴露缺陷。
因为司法倾向于将邻人权利的有无仅放在技术性标准之下进行简单裁断，在技术性标准过低而无法为邻人提供充分保障时，学者往往会将问题回溯至标准的制定过程，并尝试通过提升技术性标准的实质品质，以及确保利害相关人对于标准制定程序的普遍参与来解决保护不足的问题。[7]又因为法院在作出合规即不侵权的裁判时，主要依据建筑管理上有关日照、通风、采光等技术标准，上述思路更被很多法院直接简化为遵守技术标准或技术规范即合法。
[34]Vgl. Henning Jäde, Das bauplanungsrechtliche Rücksichtnahmegebot, JuS 1999(10), S.962. [35]BVerwGE 94,151. [36]此案涉及的建筑领域属于有规划的内部领域。[68]参见前引[45]，Decker文，第249页。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许可第三人建造的住宅楼虽然缩短了原告住宅的日照时间，但符合《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的最低日照标准限制，因而不构成对日照权的侵犯。从后一争议中衍生出的问题还包括，完善建筑规划是否就能彻底化解邻人保护的难题。
3.建筑法规范和建筑规划中的其他邻人保护规范 除技术性标准外，从建筑规划法律法规及相关法规范的很多内容中，也都可析出邻人保护意旨。原告认为，该建筑许可违反了德国联邦建筑法典第33条规定的规划内部领域的许可要件。
（2）噪声、恶臭、固体废物、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光电辐射等不可量物侵害所影响的环境利益。[29]该案的起因是，行政机关向农场主颁发了允许其建造和运营一座养猪场的许可。
参见前引[40]，Ramsauer文，第398页。这就使现有的讨论或者转向建筑规划本身的程序设计，或者聚焦于邻人诉请保护的权益类型是否属于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
参见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盐环行终字第0002号行政判决书。[40] （二）邻人公法保护的体系构造 尽管德国联邦建筑法典最初并不包含广泛的、法典化的建筑邻人法，[41]但经由诸多经典案例的发展，邻人公法保护的体系构造渐次形成。既然承认包括建筑法规范在内的公法规范同样会产生邻人保护效果，同样会导出邻人的主观公权利，这种权利就与私法相邻权一样，首先是实体性权利，而非内容空洞无实践操作性的程序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第1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不论侵权人有无过错，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邻人利益的范畴会有变化和扩张，这也使邻人公权利与私法相邻权一样是开放性的概念，而不会拘泥于法律的明确列举。摘要: 关于规划许可诉讼的既有学理讨论，已意识到邻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基础并非私法相邻权，也觉察到实体审查中合规即不侵权的裁判思路与邻人保护的意旨相矛盾，却一直未形成公法上邻人保护的学理体系，无法为司法审查提供有效说理。
证成相邻权人具备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关键，就在于说明其在私法相邻权之外同样存在公法请求权。一、规划许可诉讼的既有探讨和核心问题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00年《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将相邻权人列为利害关系人，允许其对建筑许可等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22]主观公权利有其实质要素和形式要素。这种区域维护请求权，并不以邻人遭遇实际损害为必要，也不以邻人与获批建筑物存在物理毗邻为限，只要二者同属一个统一的建筑区域内即可。